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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冯志轩:后发国家发展、世界体系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
时间:2022-12-28    点击数: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10月23日,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新时代 新理论 新实践 新发展: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术研讨会”在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在继上午洪银兴教授、黄群慧教授、陈劲教授、叶初升教授、范如国教授、齐绍洲教授、黄敏学教授作主旨报告后,下午分为经济学、管理学两个选题研讨会平行举行。我院20位教授齐聚一堂,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分享了对经济领域研究选题和管理领域研究选题的思考和体会。会议分别由潘敏教授、李燕萍教授主持。本专栏将连续推出20位教授的精彩发言。

主持人:冯教授主要从事数理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他担任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执行委员。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有请冯教授。

冯志轩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经济系的冯志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向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分享我学习二十大报告的心得体会。

我分享的题目是《后发国家发展、世界体系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二十大报告中,我党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尤其强调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

今天有很多老师都从各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我本人主要是做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做欠发达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那么我就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出发,谈一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大概就是按照五个特征来讨论一下。

首先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二十大报告里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实际上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它并不仅仅意味着内部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更意味着对于世界体系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某一个单位——不管是区域也好,是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它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获得财富,实际上与两件事情有关:一个是使用价值在本单位的生产,这主要与生产率有关;另外一个是价值在本单位的实现,或者说能够在这个社会分工体系中占有多大量的价值。在世界体系的这个层面上来说,第二点就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体系内存在一种价值在国家之间系统性的流动。根据这种系统性的流动,世界体系理论一般把世界范围的国家分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首先,世界范围的价值系统性地向中心国家流动。而半外围和外围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半外围实际上是和中心存在一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互动。这种两方面的互动体现在:一方面,它有价值向中心国家的输送,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也享受了中心国家的外溢。而外围国家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更单纯的价值输送。这里展示了一些早期到现在比较经典的研究,都是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核心想要表达的含义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外围、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半外围和一个中心。在过去70多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融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从外围逐渐到半外围的一个变迁。那么二十大报告提到说我们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很多老师都提到了。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出发,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是半外围国家了,要在将来达到一个类似中心国家的水平。

中心国家本身的发展程度并不仅仅依赖于绝对的生产能力,也依赖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占有关系。那么中国能不能通过走其他国家的道路,进入到中心国家当中去?我个人的答案是比较艰难。为什么?因为首先整个20世纪,我们看以往历史的研究,中心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体系的总人口从来没有超过20%。这是最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远低于20%的。我们这么巨量的人口进入到中心国家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我们把世界其他的中心国家都挤出去了,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让中心国家的人口翻倍,那么外围国家转移向中心国家的剩余,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也要翻倍,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看历史上进入中心国家的案例,整个20世纪1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按照最宽泛的这个口径就三个国家——意大利、日本和韩国进入了中心,这从概率上来说是很小的。

第三点从最本质上来说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当中,承担着非常不同寻常的作用,这个图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流动的研究。实际上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输出剩余价值最大的单一国家。我们过去对整个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剩余,曲线先上后下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了中国通过攀升产业链中高端、搞新型工业化去降低自身剩余输出的过程,但是这实际上已经遭到了世界体系的强烈反抗,我们下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和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改变、发达国家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高度吻合的。总之,我们能不能通过以往的方式实现中心国家的发展水平,可能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怎么办?过去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实际上没有办法在旧有的中心外围体系下成为中心国家。我们所要做的是改变这样一个体系,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条特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听起来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做了,并且是落在实处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案例,对于高端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我们在进入到这些领域当中,实际上和过去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进入之后显著的降低了这些领域的垄断价格,并且降低了后发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价值转移,这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经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再造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际上遵循了以生产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分工逻辑。我们的资本输出提升了目的地国的总体生产能力,不管是一带一路沿线也好,非洲也好,都是如此,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范围内生产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分工,而不是以资本增殖逻辑为前提的。所以说我们在再造分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提升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以上这些实际上解释的就是我们可能不能通过旧的方式,而是通过非占有非掠夺的方式来实现发展,也就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接下来来到第三点是关于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实刚才的讨论里面遗留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整体进入到中心国家,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部分的进入到中心国家,以维持现有的体系。客观来讲以往这种情况在我国是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一线城市或者比较发达的省份,和中心国家很类似,但是很多的地区依然非常落后。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共同富裕本身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的现代化在过去和在将来都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手段实现,也是为了达成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对世界体系的削足适履本身是一种本末倒置,而近些年来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在改变过去在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之前做的一个研究其实讨论的也是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些时间段里,中国区域收入差距也有类似的这种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三峰分布,但是在2012年之后这种情况明显趋于消失了。因为我们确实在朝着共同富裕的方面走。

进一步来说,实际上任何的积累和跨越都需要对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有效利用。对于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那么这就必然和共同富裕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刚才说的区域结构上,也可能体现在很多的基本结构上。进入到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经济的基本结构的变化,让我们有了一些解决这种张力的基础。首先就是我们在宏观上看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我们从卡莱斯基理论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增长体制的转换,从利润引导型转向工资引导型,具体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大体上它可能与国内国际循环关系的改变有关,也与目前的储蓄水平、负债变化有关。但是总体来说,提高工资改善收入分配的方式实际上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已经超过了重新塑造利润率——这是原有积累模式下的核心特征。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改变过去的一种积累模式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再进一步说,我们过去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工业化、技术进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都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也伴随着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可能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但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利润率的下降,对于以资本为主导的增长体制来说是问题。但是放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小得多,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寻求一种更多元的增长的模式。

综上,以上的这些结果都意味着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而这个模式与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一致的。

接下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际上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当代的生态问题部分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态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或者说生态的不平等交换。从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关于二氧化碳的生态不平等交换程度的测算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生态不平等交换的最高水平,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而且从更根本的角度上来说,生态问题伴随着很多资本主义底层的逻辑和矛盾。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简单来说包括价值增值的无限性和使用价值有限性的矛盾,生产社会化过程当中新陈代谢断裂的问题,也包括人的异化和异化消费的问题等等。

总的来说,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所展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侧面,那么我们在试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过程中,生态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必然是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当中的。

最后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个严格来说已经超出了我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范围。但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他们通过观察以往的现象发现,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世界体系的重大变化总是会伴随着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大变化,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次它们会缺席。

最后做一个总结,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所做的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意蕴的。它实际上在重新塑造世界体系运行的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也必然将会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冯老师是从另外一个系统,主要是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跟我们分享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的理解,非常有启发性。我们今天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使得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