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是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在资源短缺、环境形势严峻、人口和技术制约的条件下合理有效推进工业化，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以来，我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和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热潮，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为世界和中国的工业化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提出了工业化中的“两个趋向”理论，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存在“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提出了工业化中的“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协调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的过程，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需要正确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必须正确处理“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的相互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并且强调这一点对于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人均耕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民数量巨大、“三农”问题突出的现阶段的中国，更是显得特别突出，尤为重要。
充实和完善了后发优势劣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在继承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国内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学者充实和完善了后发优势劣势和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在技术、资本、市场制度、管理、竞争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也拥有低成本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制度创新、结构变动、规模扩张、人力资源充足价廉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而且后发优势劣势和比较优势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中国家只有注意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才能有效地实现赶超的目标。
论证了工业化中政府的重要作用和制度的关键作用。中国学者通过总结世界工业化的经验进一步发现，国家力量和政府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中都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甚至连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后来的日本都是如此；工业化的兴起和加速推进，往往以制度变革或创新开路，制度是否合理成为工业化成败的关键。（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文摘自光明网-《光明日报》2012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