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访谈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1月21日 作者：记者 顾兆农

记者：水环境、水质水量的变化等，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伍新木：几十年来，在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从县到省，几乎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母亲河、母亲湖、母亲江”。流域不仅决定了区域生态的共生性，还决定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共生性，流域对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流域的水资源安全直接维系着每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都重视水，但是，水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的水安全状况，主要有哪些问题？

　　伍新木：过去几十年来，水体污染，水利用效率不高，水浪费严重，部分水功能丧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人概括为“五患”，即：水多为患、水少为患、水不匀为患、水污染为患、水浪费为患。

　　我们对中国水安全现状不仅要这样平面地作出评估，更需要科学系统的评价。应该看到，中国的水安全已不是单纯的、单一的水污染，它已经演化成水生态系统性的危机。水文、地下水、水汽、降水、蒸腾、径流，水在循环过程中，因为水量水质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江河湖海流域生态，土壤地下水生态，大气生态，进而影响动植物生态和人的健康，水污染呈现复合性、流域性、长期性的特征。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伍新木：既然是水生态系统性危机，就必须依靠系统性治理，靠诸多部门协同治理，靠全社会整体治理，靠早治理，靠源头治理，靠工程性措施和制度创新结合来治理，靠政府和市场化手段结合来治理，我们把这称之为治水方式的转型。

　　记者：在您看来，治水方式的转型，是一种设想呢，还是已经开始了？

　　伍新木：我认为，已经开始了。2011年，《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被列为中央一号文件，同年7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水利工作会议，针对我国水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思路，提出了要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三条红线”的监测和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中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中国水安全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在加大水安全建设力度，遏制水生态恶化的势头，努力使水生态状况出现整体的全面的真正的好转。政府与市场、法律与文化、工程与制度、城市与乡村、单项与系统、节水与调水的6个有机结合的治水模式，正日益深入到实际工作中。

　　记者：您觉得，水安全建设，最关键是什么？

　　伍新木：水安全建设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实施水资源的资本化、市场化改革，改变水资源无偿低价占用的状况，让水资源的价格能充分反映水资源的供求关系和稀缺性，反映水的全部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反映水环境水生态的治理成本和修复成本。

　　记者：在您看来，治水有规律可循吗？

　　伍新木：治水、管水要按3个规律办事：一是水往下流——遵循水的自然规律；二是水往上流——遵循水的经济规律，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三是水往“人”流——遵循水的社会规律，以人为本。

　　在管理、分水配水实践中，若三者发生矛盾怎么办呢？要按照生命水、安全水、经济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六水统筹”的原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因水制宜。

　　记者：您对中国水安全建设前景乐观吗？

　　伍新木：我一直是乐观的。你看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单，宗庆后又以100亿美元的净资产再登中国首富宝座。这是一个“悲剧”。中国改革开放近35年，却成就了一个“卖水”的老板成为中国首富，这是因为，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速的同时，也加速了水资源污染。但同时，它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正因为“娃哈哈”现象的引领，将来中国的水务产业、水环境治理、水务金融、水板市场会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