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教授简介：

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地理系学士(1986年)，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硕士(1989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博士(1996年)。2002年赴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访问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并兼任《经济学季刊》主编，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及西安外语学院丰佳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姚洋教授还是留美经济学会(1998-1999年度理事)、美国经济学会、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欧美同学会的会员。

姚洋教授近期所获荣誉有：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赴美交流奖学金(2000)，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优秀论文二等奖(2000)，世界银行Robert McNamara研究奖学金(2000-2001)，北京大学2001年度岗松奖教金(2001)，北京大学第八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2000-2002)，北京市2001-2005年度“跨世纪百人工程”。

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其主要中文著作有《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村庄内外》(合著)，英文著作有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合著)；主要译著有《博弈论》、《博弈与信息》、《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合译)。

记者：姚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武汉大学！我们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记者，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可否谈谈目前您正在研究或者最关心的经济问题呢？

姚洋：好的，我现在着手研究的还是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记者：之前我们看过有关您的报道，那请问您最近提出的“有限赶超”与林毅夫教授一直批驳的赶超战略有什么不同呢？

姚洋：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赶超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绝对的，这个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般而言，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国际关系时，首先会想到中美关系。就拿美国来说，不可能他们生产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他们出台什么政策我们就跟着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所说的有限赶超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也就是和自己比，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取得进步。虽然中国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其实也有较好的一面。现在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好，但我就是从国企中走出来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其实国企为国家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就是从国企走出去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基础水平上提高，这就是一种有限的超越。

记者：您作为CCER的领导之一，并且还是《经济学季刊》的主编。目前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语言是英文，而季刊的媒介语言是中文，请问这是否会影响季刊在国际学术界的拓展？在中国学术与国际融合的背景下，季刊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姚洋：我想这个问题并不会对季刊的定位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是作纯理论性的文章，我们会鼓励你把文章拿出去发表，因为只要你分析到位，不管到哪都会得到认可。但《经济学季刊》就是中文期刊，面向的是中国大多数学者，讨论的问题也是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所以我们不可能把美国的经济问题拿到中国来当主流问题研究。中国有13亿多人口，差不多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我们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文章的切入点。我们的文章面对的是中国学者和经济工作研究者，如果你的文章能与实际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相结合，并能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具有独到之处，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很成功的。《经济学季刊》希望能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欢迎你们投稿啊。（笑）

记者：看了您的博客后，我们发现您偏重于从道德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方面剖析中国的经济学现象。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学发展错综复杂的初级阶段，一方面是经济高级阶段，另一方面是经济初级阶段，那我们想知道，中国有没有一种business spirit或者一种文化要素能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持续发展呢？

姚洋：（笑）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问过，我的博客上的确有过这样的分析，文化和经济总是密不可分。我一直认为文化是渗透在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的，比如南方的文化鼓励你从事商业，北方的文化不鼓励你从事商业，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例子。我原来也说过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不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看中某些虚的东西，如所谓的国家荣誉，结果欲速则不达。

其实儒家文化的一个长处就是埋头苦干。我先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努力去做，最后获得成功。这也就是我之前说的有限赶超，我们多和自己比，超越自我，挑战自我，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就能得到提高。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拒绝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问题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明确什么样的权利是必须平等地分配给个人并受到国家保护的；第二，一个积极的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干预；第三，如何处理提高效率和提高公民能力之间的关系。那您觉得要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完全走出集体堕落的危险区，也就是以上三个问题要到何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呢？

姚洋：我说的不该集体堕落是指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以眼球和听众的多寡为导向。当然，我们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匮乏。很显然知识分子首先要在物质上独立，然后才能在思想上独立。我们没有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和技术工作者得到相同的酬劳，但你若没钱填饱肚子，不能解决自家的生活温饱问题，又如何谈创造新思维，提出新理念呢？此时创新对你而言是很艰难的，不是你创不出来，而是你不敢创新，你得时刻关注压在你头上的东西。那到最后，你就只能以眼球为导向，人云亦云，永远跟在“潮流”的后面发声。

记者：前几天哈佛大学再次爆发大规模primal screaming，即期末考试前学生裸奔，毫无疑问我国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很大的学习或研究压力，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姚洋：首先，中国和国外的教育环境不太一样，在美国，一个教授可能毕生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而这在中国是罕见的。就说北大吧，相对国内其它高校，北大有着丰厚的人文传统和自由向上的精神，学术研究氛围相对轻松，学生有很大的自我选择空间和自我塑造空间。我倒是觉得师资力量的强弱会影响着学生的发展，这点在北大体现得相当明显。所以对于学生的压力问题我觉得不在学生，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提高师资力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记者 李殊琦 邓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