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9日19:00，近代的世界与中国系列第四讲《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革》讲座在学院举行。本次讲座采取线上形式，由我院刁莉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主任、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周建波教授，与谈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何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出席讲座的还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亚教授，以及武汉大学和其他高校的硕博同学，观看人数共近300人。

周建波教授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银行、票号金融业态特征比较，周建波老师从二者的组织模式、经营模式、业务模式、管理模式、职能定位以及客户结构六个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阐述了甲午战争前外资银行与票号的合作并行。这一时期票号业务虽然发展迅速，但基本沿袭汇兑与存放款的旧有业务格局，只增添了相应的政府业务份额，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外资银行则全面开花，在多个业务领域皆有突破，其业态先进性渐渐凸显，只是受制于条约规定的开放程度不足，未能充分展现出竞争优势。

第三部分介绍了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外资银行对票号的冲击，这一时期二者关系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且外资银行的竞争对票号形成了三大潜在生存威胁:一是票号逐渐失去了国内汇兑和存贷款的定价权，这直接导致票号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二是票号被外资银行抢走了大量存款客户与资金来源，特别是官吏与富人存款，这影响到票号资金的充足性。三是外资银行扶持钱庄、银号与票号竞争内汇等业务，进一步加大了票号的竞争压力。

第四部分阐述了辛亥革命后票号的彻底衰落。周建波老师指出，票号真正的衰落大约是从1915年前后开始的，其时中国经济刚从革命后的混乱中稍微恢复，一战的爆发又使中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自主发展的有利时机，于是许多重要的本国银行就在这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本国银行各项业务的拓展，票号的市场与客户被大量分流，可以说，民国时期本国银行的成长与票号的衰亡是相互交织的。

随后，各位与谈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何平教授指出票号和清朝官府勾结，钱庄和西方势力勾结。晋商、票号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东西。周老师的简述很好地介绍了银行对票号的替代。票号只注重流通，不重视生产环节，因此缺乏近代特征，而钱庄的存在是因为一直存在银两和银元的兑换。何平老师认为，票号最终的结局表明它进行了华丽的转身。

兰日旭教授谈到，辛亥革命之后，官员的隐含担保集体崩盘导致票号崩盘。票号在辛亥革命过后，业务空间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之前所构建的传统商路在辛亥革命后消失了，因此票号的收益最高是在辛亥革命之前1908年这段时间。

魏文享教授指出，山西票号绝对不只是山西人的票号，周老师从业态分析突破了传统制度、宏观环境分析的桎梏。文章写得非常有历史感。票号和银行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替代关系，山西商人在异地有较强的联系机制。

龙登高教授表示，任何一种金融机构有自己的偏好和定位，有专业化也有多元化的。以经营的种类来评价先进与否，有失偏颇。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经济转型是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传统都失败了，宁波商人同时期也崛起了，应更为理性的看待。

李玉教授指出，票号代表传统的中国，它们的延续性如何是值得讨论的部分。票号没有规范性的知识传授，更多的是经验性的传授。山西票号和晚清官场挂钩这一现象，最终导致了新时期其自身信誉的下降。同时，周亚老师补充到，票号没落后，很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了中国近代银行中，他们也占据了重要的工作岗位。

讲座尾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刁莉老师感谢周建波教授的精彩讲座，也对嘉宾们的精彩点评表示感谢。最后，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通讯员：王诗雨、罗鑫；审核：刁莉、彭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