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炼成

1947年7月我从湘东中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数人赴南京、上海考大学。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各高等学校都是自己招生，各自录取，而且考试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考生可以报考几所大学。我当时就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考了北大、复旦、武大、英士、朝阳法学院等五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其余均被录取。由于武大离家较近，是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特别是它的经济系很有名气，毕业后可以到资源委员会去工作，还可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大经济系，从而开始了我的4年大学生涯。
1947年9月，我身穿粗布学生装，带着中学时用的人造革箱子，进入了环境优美的珞珈山，真好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入校后的第一课，就是听老同学讲“六一惨案”的经过（此时离“六一”惨案只有两个多月时间）：6月1日凌晨3时，国民党武汉行辕警备司令部派第71旅、82旅、宪兵12团、武汉警察总署、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的军警宪特1000多人，包围了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搜捕进步学生，被惊醒的学生奋起营救，与军警对抗，不到半小时，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军警开枪射击，当场击死3人，重伤3人，轻伤10人，还逮捕了20多人。天明后全校师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学校当局向武汉行辕严正交涉，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学生；武汉地下党市委指示，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定无限期罢课。武汉行辕主任当时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但直到我们进校时还很少兑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进校后的第一年，虽然学生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但学校正常教育活动在继续进行着，特别是我们经济系从1945年抗战胜利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汉后，聘请了以刘秉麟、杨端六为代表的一批老经济学家，又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以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和李崇淮等为代表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以张培刚教授为系主任的教授集团，堪与当时北大经济系的教授阵容媲美。张培刚教授一上任就大胆改革过去的教学内容，并直接用英语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采用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经济学原理》为基本教材，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要我们自己去找来阅读。这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心想这门课学不下去了，但又是一个主要基础课，不学不行。该怎么办？我就利用在高中时打下的那点基础，买了一本新的英汉四用字典，在老师讲课前把文法和生字写出来，这样听课时就基本上听懂了，经过1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原文书，听课也不费力了。时隔40年，在1986年我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时，虽然40年很少用英语，但还是能对付过来，这不能不感谢张老师用英语教学带来的好处。
张老师的教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采取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畅谈自己的观点甚至和他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一次他介绍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时，引用了农民如何在1年中支配五袋谷物的例子，来说明“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当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张老师当时并未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讨论，可见他对学生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尊重。张老师这种民主的教学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30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进人大学二年级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生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毕业即失业现象严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再加上国民党当局在各地制造事端，如“5- 12”事件、浙大于子三被暗杀、昆明惨案等；武大于1948年夏举行“六一”惨案周年祭时，又遭到一些人的破坏。因此在武大掀起了又一个学运高潮。
在这种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深切地感到有参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运动的必要。于1948年元月初回到湖南，途经醴陵时到母校湘东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请教，他大力支持我的想法，并指示我速回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以便将来迎接解放，建立革命政权。我回到老家后即找我的堂弟何传瑶商量，决定找我堂伯父何金台策划（因为他在大革命时代曾参加过共产党，后因到南洋经商脱离了党组织）。堂伯父提出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事，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否则有生命危险，建议先成立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打着文化艺术团体的名义，取名为“德泽励志文艺社”（“德泽”寓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是，我和堂弟两个采取个别串联的方式，确定了第一批12名社员的名单（包括我、何金台、何传瑶、刘良吉、何宗恢、杨炳煌、何继楼、何继贤、何文祺、邹祖兴、邹祖东、胡征炳）。我回到武大后，同文艺社通信联系，给他们寄一些国内外形势的材料（包括苏联大使馆的新闻资料、《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农村工作手册等），结果被国民党湖南特务机关查获，指示浏阳县警方查办。恰好这个案子落到了我们何家在县府工作的堂侄的手中，他秘密通知何传瑶等暂时躲避，县警方派人搜查一无所获，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使我们这个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到1948年底在中共湘赣边区地下党工委特派员肖项平、李传文两位领导主持下，正式成立了浏阳南区党支部，发展党员10余人，积极开展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并以“德泽励志文艺社”的名义举办农民夜校，出版油印小报和墙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后来又协助南下工作团建立了浏阳南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进行了迎解宣慰、筹措军需、支持解放军南下的工作，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党支部。
1948年初我从老家回到武汉大学，立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首先是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是由我们班上的地下党员李靖华同志介绍的，先是他找我到武大图书馆后面的阳台上个别谈话，接着带我到他住的宿舍（大概是宿字斋二十几号）进行秘密宣誓，誓词的内容记不清了，不外乎是参加的目的和动机，表明自己的决心，并在誓词上签了名，最后用火烧了。从此我就成为地下党所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的正式成员，是有领导、有组织的部队的一分子，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凭自己的感情来对待和参加学生运动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一些进步文艺团体的活动：是歌唱队的积极分子；组织并领导了“眺望经济学会”学习进步书籍的活动，主要学习了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积极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大力支持崔明三竞选成功；多次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罢课、游行、声讨、抗议等活动；最后参加了反对迁校、护校保产、迎接解放等活动。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对我们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来说，一方面经常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甚至屠杀的危险，使我们提心吊胆，时刻准备面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有地下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互相关怀和团结，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使我们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去迎接各种考验。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绝不是哗众取宠，而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大概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致。
正是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引下，学校的教学活动并未完全停止，科研活动也未停顿，只是这些活动与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而已。例如，我们“眺望经济学会”结合“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对从延安传过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的学习，大家一致认为，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否定了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从理论上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我当时还研究了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发行“金圆券”和“关金”的反动目的和严重的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公开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一篇是《金圆两月》，刊登在1948年初《浏阳报》第1版，一篇是《论金圆券改革的作用和后果》，刊登在1948年底武汉《大刚报》理论版，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进入1949年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已处于大转变的关头，可是敌人还在做垂死挣扎。一方面煽动迁校广州，企图挟持一批著名教授南下：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进步师生的监视和迫害，企图再次派军警包围武大，大肆逮捕进步师生。据后来缴获的敌特情报，据说列入逮捕名单中的武大师生就有100多人，好在武汉地下党及时采取了有效对策，将一部分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再加上解放军南下部队采取从武汉南面包围敌军的策略，迫使敌人不得不提前撤退，于5月16日凌晨乘最后一列火车南逃，武汉解放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人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使我们这几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至今不能忘怀。
根据我的长期申请，再加上解放前后我在革命活动中的各种表现，法学院党总支认为我已具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12日在经济系党支部大会上全票通过，同时被通过的还有我的老师张培刚教授。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毛剑光同志和组织委员张敏同志，从此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到现在已过了半个多世纪。
武汉解放以后，我参加了中南局举办的“华中团校”学习班，进行革命理论和人生观的教育，听了中南局首长林彪、邓子恢、潘梓年、赵毅敏等的报告，受到深刻的革命理论和世界观的教育，回到武大以后，不久我被选为武汉大学团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当时经济系一年级的建团工作。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我又参加和组织了该系的参干活动。在教学方面，我也积极参与复课和教学改革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习任务，以优良的成绩毕业。
1951年7月，国家教育部门决定本届毕业生实行全国统一分配，按大区为单位集中进行毕业分配教育，中南区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在武汉进行学习。7月底宣布了分配名单，我与李珍熙2人与法律系以张敏为首的8人，再加上当时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毕业的同学，总共18人被分配到西北地区工作，由张敏和我带队于7月底来到西安，于8月初正式分配到西北各省区多个单位。张敏等8位法律系毕业生分配到西北政法学院，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任教，一直到现在仍在教学与研究岗位，扎根西北60年。先后讲授5门专业课程，授业弟子近万名，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不少已成为专家教授，有的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我也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和突出贡献专家，被誉为经济学“西北学派”的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为母校争得了名誉，2008年春被评选为母校第五届杰出校友。回首往事，我感恩母校——国立武汉大学。（何炼成校友，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被评为第五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