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9年考入四川乐山武汉大学经济系，1943年毕业，在那里整整住了四年。1948年从国外归来，回到母校经济系任教，这时武大已从乐山迁回珞珈山。我在这里教学已整整61年，加上四年学生生活，我在武大已有65年，今年已89岁，我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时光是与武大同在的，我亲历了百年老校的变化过程，见证了许多是是非非，接触过不少重要人物，回想起来，不免思绪万千。

在武大的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到1943年。这四年是抗战八年最艰苦的时期，乐山又极其落后，武大师生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我清楚记得教我民法的孙芳老师，他年纪不过三十多一点，但身体衰弱，面色苍白，每次到校上课都随身带一个小口袋，准备买一两斤大米回家过活，不到两年他就贫病而死。还有教哲学概论的黄方刚老师，他是美国留学生，子女不少，负担很重，他的美籍妻子不得不做一些美国人爱吃的炸甜面卷在街头出卖，但不合川人口味而卖不出去，不久黄老师也贫病而死，终年不过40出头。我们学生大部分靠“贷金”过活，住着极其简陋的宿舍，光线不好，只得到茶馆在喧闹声中读书。

尽管物质条件不好，但教师阵容强大，有不少国内外知名大师学者。当时的武大被美国学术界称为中国的“四大”（big four），指北大、清华、南开和武大。我1943年在武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正在彷徨无主时，当时的政府忽然举行公开留学考试，我有幸以高分被录取，向美国6所著名大学申请入学读研究生，都很快得到许可书。我历尽艰险，从昆明午夜乘坐“驼峰航线”美国军用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加尔各达。这条航线上有547架飞机因机械故障、撞山或被日机击落。在印度我亲眼看见了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悲惨景象。我坐火车到孟买几乎从车上掉下，接着坐美国军用运输舰向南越过赤道，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历经40天到达美国洛杉矶。沿途受到日军潜艇的威胁，我们所坐的船在归途中被击沉。在美入关受到全裸检查、打手印的歧视待遇。在华盛顿工作时，我有一段时间租不到住房，明明看见有空屋招租的纸牌，但敲门后，里面的人一看我不是白皮肤，“砰”一声就把门关上。一次我在餐馆吃饭。隐约听见一个老头在叽叽咕咕向着我的方向说话，他带着浓厚的南方口音，一时我未听懂，旁边的服务员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他在骂你，说你不配在这里用餐，你可别理他。”这些经历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来自贫弱的中国，但它是我的祖国，我必须对它作出自己的贡献，下定决心归国。我谢绝课题组负责人的一再挽留，辞去职务，于1948年离开华盛顿回到中国。

第二阶段是1948年3月到1949年5月。回归后，先在成都老家小住，2月末到达武汉。3月1日上珞珈山，看见学校的优美环境，非常高兴。但此时正是旧政权崩溃前夕，恶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旧政权发放的货币——“法币”面额已达到100万。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领到工资后应当去商店预定物品，而是把它放在抽屉里，于是一个月工资只买了六瓶酱油。为了糊口只好拿衣服和电唱机到汉口后花楼去卖。第一次去，店主还客气，以后，他看出我急需要钱就故意压价，我只好忍痛卖出。我的老伴在日记中写到：“崇台每次去汉口卖东西，我都很紧张，怕卖不出，估计他快到家时，我就抱着儿子力文在门口等他，看见他带去装衣服的包空了，才放下心来。”这段日子很艰苦，但幸亏不长，不久，我们就迎来了解放。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现在，最长的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了，武大获得了新生，但在五六十年代对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缺乏经验，走了一些弯路。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学校造成不小损害。1978年，中央领导拨乱反正，武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基础设施、学科建设、学校规模都发生很大变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质量，特别是如何培养一支年轻、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这是重中之重。

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健康发展，武汉大学将不断前进。在我65年武大生涯第一阶段，我的心情可以用当时作文课写的一首诗来表达：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现在，我坐在宁静的书斋，面对湖光山色，把60年前的诗由五言改为七言：东湖碧波早非梦，珞珈翠微绿入心，国泰民康兴百废，六旬执教在汉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