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我们一行三人踏进了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的家里。客厅不算太大，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放在客厅左面的半壁书山。书架上多数是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他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经济学》、《经济学概论》等。等我们坐定之后，他拿出糖果分发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然后，开始向我们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
“我于１９３９年进入武汉大学，当时武大内迁到四川乐山，教学条件相当艰苦。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所谓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来维持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大学四年的生活，１９４３年从武汉大学毕业。１９４４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当时参加全国留学考试的共有数千名学生，录取了３２０多名考生，我的成绩排在财经类第五名。我们从重庆出发坐飞机到昆明，晚上１２点钟又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昆明起飞傍着喜玛拉雅山到达印度，然后乘轮船一路风浪颠簸最终在美国加州登陆，横穿美国大陆到达波士顿，最终来到哈佛大学，这一路花去四十多天时间。”谭先生讲完这些长吁一口气，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
“我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哈佛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完成四个学年课程的学习，并且要求学生的三门基础课程和一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保持在Ｂ＋（相当于８０分）以上。每一个哈佛研究生都会面临三道关卡：第一关，即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必须保持在Ｂ＋以上，这道关卡往往会淘汰一批人；第二关，即“通考”（综合考试），往往这一关是最难通过的。我当时参加‘通考’的时候有四位世界知名教授轮番提问，他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英语做出回答。那次“通考”历时两个多钟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关，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参加论文答辩，虽然这是最后一关，但仍有一些学生在这一关遭遇淘汰。因此，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你必须用功学习。”谭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在谈及学成归国后的情况时，谭先生这样说：“我在哈佛研究生毕业以后，放弃了留居美国的念头，回到祖国，投奔母校。我清楚地记得是在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当年我２７岁。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周鲠生先生时任学校校长，他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学术界的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
“我认为学风问题不仅与学生有关，也与教师有关。学风的好坏与教风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教育界存在一些问题：浮躁和不踏实的弊病。教师考虑外界太多的事情，必然影响教学效果。１９８９年我回到哈佛大学，发现许多世界知名教授在哈佛上课的时候都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讲授每一节课。这一点给我感触很深，老师就应该树立这样的榜样。我每次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在上课之前我总会准时赶到教室，每次给研究生上课，我都会认认真真地写演讲稿，经过仔细推敲，修改一次不行，再修改一次。因为知识是在不断地更新，如果我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
“武大的学风一直保持着一种‘求是’的精神，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因此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一定要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他这样告诫同学们。
对于如何要求学生的问题，他说：
“我招收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我这样做并非为难大家，只是希望大家通过考试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我对学生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我首先严格要求自己，教学态度要严谨认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每两周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我们把作文上交之后，他都会一篇一篇仔细地阅读，每个学生上交的作文本都会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叶圣陶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时常会想起他在灯下为我们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断地激励我保持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你的一生，因此，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在学生面前树立榜样，不断地熏陶和影响他们。”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