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

1959年9月，我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四，李崇淮老师为我们班讲授世界经济课英国经济部分，他认真负责，授课内容丰富具体，常用讨论或启发式与学生互动。他待人随和，常面带微笑，离休后仍非常关心党与国家大事，爱国之情与政治责任心令我终生难忘。

“竖起脊梁担事”
李老1916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淮阴教育世家，父亲李更生先生是江苏省著名爱国教育家。他从小受良好家教、家风、家传影响，儿时读书非常勤奋，15岁考入镇江中学读高中，后转入扬州中学续读，该校以数理教学见长。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1934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他与热血学子一道投入“一·二九”爱国运动。后因病辍学回家疗养。1938年入华西协和大学研修外国文学。他觉得中国社会贫弱与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要想更好地报效祖国，应从研究经济科学入手，由此下决心专攻经济学，并被选任该校经济系首届学生会主席。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写出了论文《日本期待什么？》和《再度讨论“南攻”问题》，1941年在《国际与中国》杂志发表。青年李崇淮在两文中预测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美英法与苏联会结成同盟与之抗衡。形势的发展验证了这位未出茅庐大学生的过人胆识。1941年他以优异成绩在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并被选为斐陶斐（金钥匙）荣誉会员。
大学毕业他到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43年10月由银行资助赴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教务长辛普森先生对他说：“本校近几年中国学生来得不多，他们的成绩也多半不太好，有的读不下去就中途转走了，你先试试看吧！”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以超过所有中美同学的成绩获得辛普森教务长亲手颁发的绩优荣誉证，不仅被免去全部学宿费，同时获得了优等奖学金与美国“国务院奖学金”。毕业时顺利通过了德文考试，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来得慢？》《美国复兴金融公司》两篇论文，1945年6月以优异成绩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一再坚持留其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他以父亲生前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为己任，随即从美国旧金山乘船返国，被任命为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主持外汇工作。

“两通”战略构想
1949年4月武汉解放前夕，挚友张培刚突然到访，并邀他到党的地下工作者赵忍家中一谈，这时他才知道中共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许涤新同志早已读过自己发表的一些有关物价指数本位（折实制度）等问题的文章，认为作者是新中国的急需人才。赵忍给他看《新民主主义论》等油印宣传资料，建议他留下来迎接武汉解放，他欣然表示接受，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交通银行十余份电文催他南迁指令。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武汉大学聘他为专职教授，他参加了武大的接管工作，先后任银行专修科副主任与总务长等职，1951年因工作出色，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模范教师”称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春风，融化了李崇淮教授因多次政治运动在心中结成的坚冰，这位62岁老人好像一下子回到了26岁，青春焕发，出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后任名誉副主席）和武汉市主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从1983年到1997年，他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领衔和会签议案都在10件以上，最多1年有17件之多，他的议案建议命中率极高，被誉为“议案专家”。
1983年5月，他被聘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根据武汉的区域优势、历史与现状，借鉴国外经验，率先提出以优先发展交通与流通促进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即“两通”起飞战略构想，受到武汉市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激活了武汉的改革开放局面，也使半个中国活跃起来，他因此荣获武汉市人民政府1985年1月25日颁发的“第一号嘉奖令”，这是武汉市政府36年来颁发的首个第一号嘉奖令。他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武汉实践发展证明，现已呈现的“两通”宏伟蓝图，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李老逝世一年之后，武汉地铁建设正加速施工，长江隧道已通车。新建的现代化武汉火车站即将落成，我国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武汉铁路编组站于今年5月正式启用，大部分货物列车将绕城而过。天兴洲铁公路两用大桥即将投入使用。武汉正高速迈向5小时都市圈，2小时到合肥，5小时到上海的动车组已开始运行。长江金属交易项目破土动工，武汉成为钢铁物流等交易之都的梦想即将实现。
终生爱国情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经济与管理学院80高龄李守庸教授，于2005年6月24日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刍议爱国节》一文，随之《武汉晚报》于7月4日发表专访李守庸“首倡设立‘七·七’全民爱国节”的报道。李崇淮教授与我读后都很受启发，一致认为这是涉及国家立法机关的大事，仅仅发表文章是不够的，应当征求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意见与支持，上报中央与国家立法机关。为此， 2005年10月，他提议与我合写了 “热烈支持李守庸教授关于将每年七月七日定为全民爱国节的建议”。他将此文拿到武汉市老政协委员联谊会传阅，征得十几位老政协负责人的签名支持。我带着此文在校内征得顾海良、刘道玉、陈昭方、齐友民、陶德麟、侯杰昌、马克昌、谭崇台、彭斐章、刘绪贻授、郭吴新等十余人签名支持。随后顾海良同志于20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关于设立‘七·七’全民爱国节的建议”以书面形式向大会作为建议正式提出，并作了具体说明。
九十高龄的李崇淮教授以及李守庸教授和我，近两年先后五次书写上报材料，得到党与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李崇淮教授曾几次对我说：中国近代百余年受尽了外敌的侵略与凌辱，是无数民族英雄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拼斗，才使国家有了今天，而抗日战争是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最长，损失惨重，捐躯的英烈人员最多，是唯一一次对外敌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它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无比丰富，应永远好好珍藏。根据我国国情、历史与现实情况及需要，单独设立一个“爱国节”是十分必要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个建议的实现。他为此告知我，说必要时可与支持该建议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系。
李崇淮教授从青年到老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直到去世前得知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心怀忧国忧民的悲痛心情，捐款2万元给灾区人民，他的终生爱国主义情怀与行动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他的一生，永远令人敬佩，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