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源

董辅礽192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0年毕业。1953年赴苏联学习，1957年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讲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同时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辅礽曾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开拓性的贡献，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常年从事教学的董辅礽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这些人才如今正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企业界。

董辅礽在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就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勇气使他享誉海内外。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这些瞩目的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称。

北京时间2004年7月30日下午3：03时许，董辅礽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享年77岁。

“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做违背真理的事，坚持理论、科学和实践的结合。备受尊敬的于光远老先生称，董辅礽是一个“坚持原则立场的人”、“大道直行”的人。”这是三年前，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的悼念仪式上，其弟子关敬如说的一席话。也许不够全面，但这从一方面表达了董老一生为人为学的轮廓。

今年是董老逝世三周年纪念。7月底，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举办了“中国资本时代的来临与挑战论坛”，以学术讨论方式纪念董老先生。包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巡视员聂庆平、中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银监会政策研究部杨再平、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胡乃武、曾文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多位专家指出，应正确认识并判断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破解房地产困扰、流动性过剩、汇率等众多热点问题。

这些专家学者中，华生、陈东升、杨再平、毛振华等，都曾受教于董辅礽先生。随后举行的董辅礽逝世三周年追思会，百余位董老的弟子、亲人一起追忆了董老生前。而让笔者惊讶的是，不管是在论坛上，还是后来的追思会，以及扫墓活动，学生们表现出来的无一不是：先生对于自身的影响不仅来自学术,更是为人立世的教诲和言传身教，是一辈子的深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恩师的感召

陈东升曾说，董老师一生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学者风范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于他不喜欢的人或者水平不高的官僚，从不低三下四，甚至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在旁边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对年轻人，却恩宠有加，近乎溺爱。董老师一生简朴，凡事亲力亲为，从来不用秘书，无论是往来书信，还是学生的书稿、论文，包括学生出书的序言等等，董老师都亲自书写，从不请任何人捉刀代笔。

这些诸多高尚人格无一不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杨再平在当日的追思会上说，老师对待国家、社会，对待做学问，对待事业包括学生对待朋友，也对待敌人的态度，是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刘宁是董老生前的最后一批学生。在他看来，“老师就是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典范。这个独立人格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关怀他人，胜于关怀自己的人文关怀。我跟随董老师感受最深的是后面一点，关怀他人，从师兄、师弟、师妹各方面，大家谈起董老师来，都是董老师如何忘记自我，胸怀他人。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每个人很难做到的境界。

他举了两个很小的例子。SARS期间，董老师打电话喊时在美国的他去上海听课。“当时老师是每天早上八点钟进教室，讲到晚上五点钟，中间不休息，而且讲课从来不戴口罩。我们年轻人都撑不下去，老师还在讲，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条件，没有问上海交大提过条件，没有钱、待遇这些概念。”

不仅如此，“老师照顾老人，提携后进。当时上海交大的一些工作人员，老师能叫上名字，远远地拱手问候，每每让我震动。作为老师，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根本，应该是一以天下事为基本己任，以他人事为最关心的目标。我个人也一定会学习老师，做好各个方面，我想我在美国待了16年，举家回迁，就是因为老师的感召，告慰的老师是我回来了。”感召——这是董老给刘宁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归国开创事业。

相比较于华生、陈东升等已经在企业界、学术界大有名头的“大师兄”们，现任职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杨继也是董老去世那年的毕业生，她在一众弟子中应算是小师妹了。杨继回忆到，当时她申请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博士后，董老师不放心。“他觉得我到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老师来指导的话，肯定是很难适应这个期货的环境。他在去世前，也就是半个月的时候，他给刘鸿儒主席打了一个电话，把我托付给他。后来董老师去世之后，我到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博士后。刘鸿儒先生就主动找到了我，他说董老师把你托付给了我，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义务带着你。老师虽然离去了，我还一直得到他的帮助，我们能够向老师，能够为老师做些什么呢？三年前是我的导师董辅礽把我领进了这个期货的大门。那么，我希望，他自己也希望中国的期货市场一个繁荣，我愿意为之付出我毕生的精力。

杨继也许觉得自己就像孩子一样被老师关照着。与此映照的是，董老遗孀刘霭年说，老董对待学生，就是比对自己子女还要关心。可以说毕生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怎么样培养中国的经济队伍。

董老在世的时候，不仅关心学生们的学术研究，甚至对于他们的事业、家庭都关切不断。他曾经给年至而立早已“出师”的学生给出事业更远发展建议；也曾经把毛振华、陈东升的孩子像带自己的孙儿一样恳切教诲。

是来自老师的人格魅力，这些学生不论受教时间长短，都怀着深深的感恩，受着老师的感召。而老师的学术成果，更是让他们觉得“后人难以企及。”

学术影响

而对于陈东升而言，最让他刻骨铭心也是对一生影响至深的事，是在他考入武汉大学不久他回母校作了一场空前轰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

陈东升说，记得当时在学校最大的报告厅――能容纳六百多人的四区阅览室座无虚席。在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刚刚启动，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念还相当禁锢，董老师四小时的报告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尤如一声春雷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炸开。正是在那场报告会上，他在国内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核心是改革国有经济，改革国有经济的核心是改革国有企业。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才能做到的。那次报告会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强烈反响在武大的历史上也堪称影响之最。

他对外界透露说，董老师作为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对推动中国各项经济立法的进程，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拍卖法》的出台经过。他作为人大财经委《拍卖法》起草的具体负责人，表现了强烈的学者独立性，以及人大执法的公正性，他不受任何官方的干扰，坚定地主张打破文物垄断，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拍卖业与国际化接轨和市场化、法制化的进程。这一方面的贡献过去不太为人所知。

而在怀念董先生的网页上，一位匿名网友说：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2004年私有财产入宪这一激奋人心及使许多人喜极而泣的消息。董老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他曾说，“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并于2002年在京举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合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与私营经济相关的四大焦点问题（重新认识资本和财富、积极培育“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保护、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及解决路径。论坛之后两年也就是2004年的春天，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终于入宪，“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源泉”的荒唐论调终于被推翻。

董老利用各种机会为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他坚持认为，如果首先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领域仍是那么狭隘，如果不给予私营经济“国民待遇”，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则是表象化的。他曾呼吁尽快允许民间资本开办城市商业银行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对私营经济实行公平政策。

就是这些观点让董老被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护航人”。

而他那些思想的结晶，也正被弟子们传递着。据记者了解，董老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直接从事着学术研究、教育工作，即使是那些已经在商界颇有建树的企业家们，也仍没有放弃学术，他们都说，要把老师的思想延续下去。毛振华的一席话或许代表了他们的心声：董老师总是一个超前的一个思想家。他的观点总是被后来的实践，甚至包括我们党和国家的改革所一步步认可，十六大，及至十七大都对此认可和发展，《物权法》的出台也是他一直呼吁的。

“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认识，是基于我们老师的精神感召下的集合。我们来缅怀董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董老师的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董辅礽基金会应变成一个可以公开的机构，光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还是不行。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和传播董老师的思想，还要培养我们后一辈的接班人。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找一个精神的支撑和动力，这样我们自己的事业才能和社会的进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毛振华才43岁，但他已经从一手创建起来的中诚信“退居二线”。毛振华说，我打算半退休，去做一些学术研究，成不了一流学者，但我希望能继续研究、延续老师的思想，培养后一辈接班人。

我们看到，一种并非血脉的延续正如血脉延续着。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的前身是 1996 年 3 月在武汉大学筹组的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

2004 年 7 月 30 日董辅礽先生去世以后，原奖励基金根据 2004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开始筹建基金会，并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获批成立北京市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

基金会以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为宗旨，主要开展评奖教、学、研成果，资助、组织学术活动，开展教育培训、考察交流、出版等活动。基金会的登记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社科联。注册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为非公募型基金会。

2005 年 3 月 27 日，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出资发起人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由经济理论界、企业界、研究机构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于光远，执行会长：田源，理事长：关敬如，秘书长：于力杰。同时，会议还决定在理事会下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主席：厉以宁）、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华生）和筹资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振华）。

除每年将组织若干次理论研讨活动，资助一些重大研究项目和交流活动外，基金会还将设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方面做出重 大原始创新性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产生指导性正面作用的经济学家。

目前，基金规模已经达到800万。

感谢董辅礽基金会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