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5日，又是一个悲情的日子！去年这天，我失去了我敬爱的老父亲；今年这天，我失去了我尊敬的老领导、好朋友陈继勇教授！人的一生总要经历生离死别，这样悲痛的日子，总是让人铭心刻骨，痛彻心扉。
我与继勇同志相识很早，他比我早生十一年，我们因为各种交集和际遇，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交往历史。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认识交往，因于三种缘分：一是得益于我们老师之间的深厚友谊，使我们得以认识认同。他读博的导师是著名世界经济学家郭吴新先生（1927—2019），郭先生早年留苏，是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著名教授之一，与夏振坤老师素相交厚，有传统知识分子相敬相惜的美德。继勇同志博士毕业答辩之时，夏老师担任答辩主席，因此成为继勇同志的座师。继勇同志是很尊重师长的人，此后，每逢重大节假日，他都来看望夏老师，或在他一些重要的教研事项上，请益夏老师，因此，我时不时或在夏老师家里，或在夏老师办公室里见到继勇同志，并得以认识，我对他尊老敬贤、不忘师恩很认同并留下好感。二是我们在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工作平台上，偶能见面。继勇同志曾担任湖北省青年经济学会副会长，是很有活力的青年经济学家；我则担任湖北省青年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省社科联工作的活跃分子。对于省社科联举办青年学者为主体参加的研讨会、座谈会，或者学术论坛，继勇同志都积极参加，认真准备，踊跃发言。每次参会，他都穿戴整齐，西装革履，白白净净的面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三七分，黑黝黝的闪着有活力的亮光，十分精神。显然，他对于社科联的学术活动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两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上，继勇同志运用世界经济的专业知识和他的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继勇同志记忆力惊人，语言组织力强，善于表达，不用讲稿或者PPT，这也是他能给人留下印记的优势所在。三是在我曾长期服务的社科名刊《江汉论坛》编辑部，我们时有见面。无论是他自己的稿件，还是他推荐学生的稿件，他都亲自或是携同学生一起将稿子送到编辑部来。这既体现了他对于杂志及其编辑的敬畏，也体现了他自己对于投稿的重视。即使是他在九十年代中期担任了湖北大学副校长以后，工作很忙，他也坚持这样做。虽然我不主审经济学稿件，但他每来编辑部后，总不忘和我说上几句话，态度也很诚恳。他这样与学术期刊相处，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我们深入地交往，并“腹心相照”，成为知心人，是在新世纪之后。2000年秋季，继勇同志从湖北大学副校长的岗位离开，提拔到省社科院担任院长，他成为我的领导，我们就联系更多，交流更多，对于办院治学、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我们有很多共识或者相近的看法。继勇同志入院之始，就开展了长达半年的院情调研，轻车简从，不带秘书或者随员，认真听，亲自记，坦诚交流，带来了一股清风活力，全院上下老少评价很好，大家对他推动改革发展给予很大期望。按照我院惯例，他作为院长也兼任《江汉论坛》杂志社主编。因此，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在杂志社。他对于自己的调研有着清醒的定位，作为院长而不是主编，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即奔着问题来，朝着目标去，而不是清谈聊天，例行公事，或者做样子摆POSE。当时，在发展中的《江汉论坛》面临着保质量、稳队伍的突出问题，大家都很关心。通过深入调研，研究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办法，继勇同志通过创新性努力，使《江汉论坛》杂志得以在湖北日报社印刷厂继续印制，并按时出版；使杂志社编辑人员在职称评定上进行分类管理，分道参加研究系列和编辑系列评审。同时，他高度肯定《江汉论坛》的学术贡献和编辑者敬业精神，支持“以编为主，编研结合”的工作方针，这给全社同志极大鼓励。大家投入到创名刊、保名刊的事业中，积极性高，无怨无悔。在他院长兼主编的任上，《江汉论坛》的日子是很好过的。继勇同志丝毫没有一个由作者变主编，从奴隶到将军，摇身一变，不可一世的俗样，而是把自己视为工作团队的一员，关心、支持、厚爱，有格局，有闯劲，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好印象！
从高校到科研单位，又会面临高校所没有的短板劣势，有的还是先天不足，这些并非领导者人力可为。继勇同志对此是了解的，他从不气馁，更不怨天尤人，总是具有振作振奋的精气神，大胆向前走。他与时任党组书记刘宗发同志的配合团结，从总体上看，历史地看，还是好的。所以，经继勇同志充分调研后，建议社科院形成一个固化稳定的办院方针，“改革活院，开放办院，人才兴院，科研立院，制度治院”，很快获得院党组通过，并成为全院共识，坚持下来。在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上，继勇同志有深切的人才意识，“人才兴院”他说得多，做得也多，及时出台了鼓励在职读博的实施办法，为长远发展储备了后劲人才。以我为例，我在2001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之际，接到多所高校礼聘之邀，面临着去留选择。继勇同志在此期间多次找我谈心谈话，真心诚意挽留我，做到了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宗发书记也多次诚恳地挽留我，与我交流思想，帮我解决思想困惑，后来据继勇同志告诉我，这是他们商量好了的做法。当年国庆节后，我被任命为科研处处长兼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继勇同志信任我，支持我敢抓敢管。在他的指导下，在宗发书记的大力支持下，院里通过红头文件出台了“科研精品工程”、“科研管理考核办法”暨科研考核期刊目录，修订了职称评聘办法，理顺了分类管理、定量优质、分层规范、基楚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促进、围绕科研配置行政资源、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留住人才与引进人才等重大关系。现在，精品工程实施办法和科研考核办法得到坚持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科研生产力，激发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要提到的是，至今还被社科院人念念不忘，他和宗发书记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想千方设百计，百计千方，千方百计，组织并实施了9号楼工程项目。在申报立项中解放思想，寻求突破，一举成功。在方案设计上，突出专家楼人才房特色，住房面积按上线设计，使入住者既拥有一间梦寐以求的工作室“书房”，又使书房宽敞合用。即便是在阳台设计上，继勇同志也高度重视，几次与设计人员研讨，多次听取具有分房资格人员的意见。在住房分配上，继勇同志路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坚持突出人才房导向，使一大批研究员如愿以偿极大地改善了住房面积，一改社科院多年形成的“常常建房，总是新房换新房”的不公平现象，使专家学者充分珍藏对院党组勇毅果敢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激之情。在他担任院长五年的时间里，只要我有困难找他，他都从不躲闪推诿，总能耐心细致听汇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他总是采取理解、支持的态度，支持我、信任我提出办法供领导决策。对我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暴露的弱点，他从不指责，总是个别批评，交心谈心，启发指导，提醒鼓励。他指导我们取得成绩，从不突出自己，总是在有利于提高我院专家学者知名度效用度的场合，宣传和表扬我们。譬如，关于建立湖北省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议，本来出自继勇同志的思考和智慧，他找我商量后，我十分赞成，便与袁北星同志（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任科研处副处长）一道执笔落实。这篇报告很快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批示肯定，并于当年建成省政府网。事后，继勇同志在多种场合表扬我和北星同志，而他自己不揽功窃喜。与继勇同志相处，总是感到是温暖阳光的。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在当面，他用他那特有的应城话喊我“艳（应）国”时，总是显得那么亲切、温润，我很喜欢听到他那样喊我；与他在起，看到他的微笑，总是那么善意、真诚，觉得好看。
他离开社科院后，依然继续关心帮助我进步。2008年初，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处一位双肩挑青年专家通过考试选拔、双推双选走上了山西省一所重点高校副校长岗位。继勇同志设宴为他送行，并邀我参加，送完他的时候，继勇同志请我留下来，关心我进一步发展问题，建议我考虑并学习这位同志的思路与选择。他说了一系列肯定我，鼓励我的话，让我坚持自我，砥砺前行。因此，继勇同志还是我换一种工作方式、变一种生活样式的启发者和指导者。我到江西工作后不久，他就通过指导我校商学院专业、学科建设之机，抽出时间来看我，指导我在校务管理与业务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醒我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根据他的指导，我将本职工作之外的教学科研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院中，与专业、学科团队一道，戮力同心、团结奋进，经过十年奋斗，历史学专业、学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现在，我校历史学专业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获批首批国家一流历史学专业建设点、获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几代师大历史人的梦想。我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绝不放弃，与继勇同志对我的指导和教益是密不可分的。
人的精神是伟大的，但人的生命却是脆弱的！继勇同志在胰腺胆管切除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高兴，每年寒暑假我们都在一起相聚交流，我们祝愿他健康。没想到，去冬今春突如其来的该死的新冠肺炎肆虐武汉，耽误了继勇同志的治疗，导致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去年暑假我们的相见相聚，成为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那时继勇同志开朗、自信的形象，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如今人类寿命普遍提升的年代，继勇同志的离去，无疑是英年早逝！他的朋友、学生、学界同行对此十分悲痛和惋惜，这是必然的。人固有一死，死无非是有先有后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死后，还能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活在别人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对人有益、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活出了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的人。我认为，陈继勇教授就是这样的人！我深情地送别继勇同志，我永远怀念继勇同志！
继勇同志在天国有灵，一定无病无灾，一切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