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勇老师走了。

  我最初和他相识，是三十多年前在期刊上读了他的论文。当时，他在国内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很有知名度了，所以我一直称他为陈老师。1994年6月，他和我作为该年度的“中美富布莱这个项目特访问学者”，到北京办理相关手续。期间“美国教育交流中心”在长城饭店，为我们这22名来自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的教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送行宴会，那天出席宴会的，包括所有美国驻华机构（如大使馆、福特基金会……）的官员。中方出席宴会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国家教委外事司美大处的一位处长。

  8月底，我们俩又相聚在北京语言学院（即现在的“中国语言大学”）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领机票），并且在同一天早上出发去首都机场。

  9月中旬，我接到美方的邀请，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到D.C.参加为期五天的orientation（来自亚、欧、拉美各国的学者代表总计一百余人）。第一天早上，当我看到陈老师走进会议室时，真的是喜出望外！因为我们在D.C.又一次见面了！“他国遇故知”的感觉真的是难以形容。

  在五天的活动中，最精彩的，当属我们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国会参众两院正在进行的两场辩论（当时参议院在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出兵海地；众议院在辩论一个有关环保的法案）。

在这五天里，中午通常是自己“打食”；晚上多为招待会。所以每天中午，我们俩都一起去找中餐吃（因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所以对D.C.比我熟悉）。

  当时正好赶上中秋节。那天晚上，国务院新闻总署的两名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请我们五名中国学者代表吃晚饭（听她们介绍，这家牛排店是克林顿经常光顾的饭店）。话别之时，已是明月当空。这两个美国老太太用汉语对我们说：“多多保重”。

这五天，因为和陈老师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所以一直记在心里。此后，每次在国内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和世界经济学会的年会，只要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跟其他同仁介绍：“当年我和老项是同一批富布莱特学者，我们俩在D.C.还一起待了五天”。遗憾的是，富布莱特这个中美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在今年被特朗普政府划上了句号。

  有了微信之后，我们俩的私聊就更多了。这几年，我因为腰间盘突出，没有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每次跟他请假时，他总是叮嘱我不要长时间伏案，要把健康放在首位。今年春节前武汉封城后，我问他有关情况的时候，他不仅非常从容淡定，没有一句牢骚或怪话，而且还叮嘱我也要注意身体。

  我和陈继勇老师从相识到相知，已经这么多年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年长我一岁，就这么匆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