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2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基于“301”调查结果对中国对美出口与投资出台了多种贸易保护措施。随后，中国坚决地采取了等量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切。在中国，政府、业界和学界对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前景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在于中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但责任主要在美国，而间接原因在于美国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贸易逆差困境日趋政治化；由于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中被高估和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强于竞争性，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的可能性较小，但未来中美贸易争端会趋于常态化；中国的应对策略是夯实内在基础、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精准还击以争取谈判筹码以及探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的构建。

一、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1.直接原因：中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美国要求中国降低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和进一步的市场开放。2017年，美国官方统计口径下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为46.3%；中国官方统计口径下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重为65.3%，这与美国官方统计口径存在明显差异。根据IMF测算结果，美国官方统计口径高估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20%以上。据《华尔街时报》报道，在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的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美国要求中国降低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从业界和学界已有的认知来看，中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责任主要在美国，包括储蓄率过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等。（1）储蓄率过低。与储蓄率过低相对应的是美国居民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必然对应着世界范围内的贸易逆差。2017年，由于特朗普政府减税计划落地和美国股市显著的财富效应，美国居民消费再次加速，第四季度消费增速高达4%，大幅超出2.5%的GDP增速，而储蓄率降至近12年来最低点。与此相反，中国居民储蓄意愿强于消费意愿，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2）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必然对应着贸易逆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境外发行的一种渠道。只有如此，其他国家才能获得美元储备并借此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活动。自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发行缺乏约束。美国通过向外输出巨额美元以获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商品，贸易逆差开始持续快速增长。（3）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农业、能源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在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但美国长期限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研究显示，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

2.间接原因：美国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贸易逆差困境日趋政治化。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折射出来的是美国极端两极化的产业结构。一极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极是农业和能源等基础行业。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边缘化趋势非常明显。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诉求——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强大，本质上是民粹主义，即争取中下阶层选民的支持。2016年，特朗普选择在底特律这座破落的城市揭晓竞选纲领正是为了突出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对中下阶层选民具有很大吸引力，因为虽然自由贸易可以增进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但美国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补偿在自由贸易中受损的企业和劳工，自由贸易带来的问题在局部尤其突出。与此同时，2014年以后美国社会开始反思自由贸易和对外扩张政策，孤立主义逐步盛行，逆全球化思想得到两党大力支持，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中尖锐批评自由贸易的特朗普和桑德斯都非常受欢迎。

二、中美贸易战的前景

由于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中被高估和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强于竞争性，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香港转口贸易、双边海关统计计价差异、中国服务贸易里隐藏的货物贸易被严重低估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包含了大量国际转移价值等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中被高估；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产品中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大多仅在中国完成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包含了大量的国际转移价值，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是互补性强于竞争性，当前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反映了现行贸易统计方法的不足。据权威机构测算，以贸易增加值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要比现行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低50%左右。

尽管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的可能性较小，但未来中美贸易争端会趋于常态化。首先，短期内中美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而美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制。以中美贸易中比重最大的电子产业为例，供应链和生产链的全球分工短期不会改变，因为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都在中国，中国的生产效率又最高。其次，短期内美国会在与小型经济体的双边谈判中获益，在与大型经济体的双边谈判中不一定受损，这会促使美国主动挑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战。例如，小型经济体无法影响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只能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来维持被关税上升削弱的竞争力，美国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自然不会反对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日本、欧盟和中国都是贸易逆差，在贸易战的影响程度上，顺差国和逆差国的损害是不对称的，逆差国的损害要小于顺差国。最后，当前美国社会缺乏反对贸易保护的声浪。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专业团队的支持，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内阁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官员相继离职，例如2018年3月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辞职，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被解职。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未来中美贸易争端日趋常态化的情形下，中国的应对策略主要是夯实内在基础、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精准还击以争取谈判筹码以及探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的构建。

1.夯实内在基础。这要求坚定走十九大确立的方向：坚持制造强国战略、依靠国家意志争取在核心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例如半导体芯片；压缩金融地产的挤出效应，抑制金融资源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金融地产溢出，使得政府能够用充足的资金、低成本地扶持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大力支持新经济发展，努力培育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2.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应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大的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继续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尤其是金融、医疗、养老以及教育等领域，用改革开放来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

3.精准还击以争取谈判筹码。在长期，中国需做好不断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准备。在短期，对美国予以精准还击，以争取有利的谈判筹码。例如，2018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中国可选择打击特朗普政府选票居多的农业。此外，中国还可以在汽车、飞机、抛售美国国债以及限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等方面进行还击。

4.探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的构建。短期内，WTO框架下中国普惠式扩大市场开放难以有效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这是由两国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力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探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的构建，进一步挖掘中美合作潜力和推动两国经贸深度融合对于中美贸易平衡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消费升级和绿色发展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制度有利于消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为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市场发展获得稳定的优惠待遇。由于美国企业在中国进口市场的竞争对手不是中国本土企业而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双边自由贸易制度将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待遇，从而能够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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