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景林珞珈金融论坛2023春季公司金融Workshop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A321教室举办。本次论坛由学院金融系主办，沈思晨老师主持了此次论坛，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熊琰老师、厦门大学的姚文韬老师、南方科技大学的杨世杰老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辛乾老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郑伟男老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林雨菲老师、上海科技大学的周彤老师和武汉大学的沈思晨老师作为本次论坛的报告人，为各位参会者带来了精彩的报告。本次论坛也吸引了众多校内外师生，大家认真聆听报告内容，积极提出问题，与报告人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熊琰老师的报告题为“The Ris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en Firms Set Personalized Prices for Network Goods”，提出了一个基于产品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企业的产品具有网络效应，即产品对每个消费者的价值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对每个消费者采取个性化定价。研究表明，企业可以将社会责任作为降低产品价格的手段，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姚文韬老师带来了题为“Do Major Customers Help or Hurt Innovation? The Effects of Customer-Base Concentration on Innovation Volume and Radicalness”的报告。文章研究了公司的客户集中度对数量型和颠覆型两种不同结果的创新的影响。其利用富士康和台积电的例子生动的解释这两种创新的区别和影响，并介绍了他构建的CD指数，其用来衡量创新的颠覆性。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议价能力较低、面临较大的财务约束或投资不可逆性较高时，客户集中度与创新颠覆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周彤老师展示了其研究“Industrial Robots and Finance”。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研究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在理论上，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机器人可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波动。此外，文章还使用了中国不同省份和行业的机器人使用的企业层面数据，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可以平滑现金流和降低破产风险，其降低了债务成本，增加了杠杆率。这种关系在劳动力贡献较高的企业中更强，因为机器人劳动力可替代性更高，机器人调整成本更低。

辛乾老师对其研究“Dedicated vs. Transient: Not All Institutional Attention is Good Attention” 进行了展示。文章将积极机构投资者分解为“归人”型和“过客”型，研究两类关注对信息披露、分析师跟踪、股票流动性和定价效率、以及资本成本和投资的影响。“归人”型机构投资者关注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增加分析师跟踪、提升流动性和股价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并最终增加投资；“过客”型机构投资者关注降低流动性和股价效率，但对信息披露和投融资无显著影响。文章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投资者关注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杨世杰老师带来了题为“Managerial reaction to analysts’limited attention: Evidence from overlapping conference calls“的学术报告。文章使用了一组时间重合的电话会议，即同一位分析师所研究的公司同时出现多个电话会议，来检验分析师对公司自愿披露选择的有限关注。研究发现，在时间重合的电话会议期间，分析师的参与率较低。文章进一步证明，公司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增加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来弥补分析师注意力稀缺的问题，同时增加时间重合的电话会议的信息披露可以减轻这些负面的影响。

郑伟男老师的报告题为“Supply Chain and Insider Trading”，文章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说明管理者可以利用其客户或供应商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增加其公司的产出来增加其内幕交易的盈利能力。研究发现管理者可以操纵真实的生产决策，通过内幕交易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这种操纵还会影响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此外，供应链上企业的联合价值是联合有效不确定性的倒u型函数，客户或供应商的不确定性越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内幕交易盈利能力和更高的企业价值。

林雨菲老师对其研究“Communication about Automated Decisions”进行了展示。自动化决策(ADM)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高风险决策，为了回应人们对自动决策系统不透明性的日益关注，文章建立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解释性信息的提供如何影响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从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决策的公平性。

沈思晨老师的报告题为“To Tunnel or to Signal: Earnings Management in Hard Times”。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企业如何通过盈余管理应对负面冲击。文章提出隧道效应和信号效应两种假设。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增加，这种盈余管理的增加集中在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伴随着更正面的市场反应。与利用盈余管理来弥补隧道成本的低质量公司不同，高质量公司在市场不景气时通过上调盈余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告诉投资者该公司有快速复苏的能力。此外，研究探究了疫情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强调了操纵盈余的信号效应，为盈余管理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证据。

本次论坛研究领域广泛，从主题选择到数据、方法都各有千秋。八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聚焦学术前沿，逻辑清晰，引发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参会者各抒己见，积极提问，热烈讨论，并在休息期间交流学术心得，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与会师生均深受启发、收获颇丰，本次论坛圆满落幕。

（供稿：杜建福；审稿：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