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发布公示公告，乔洪武等著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三卷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版)获得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书系此届孙冶方奖中的唯一一本获奖著作，乔洪武教授也成为武汉大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第一人。乔洪武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以下内容为乔洪武教授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辞。
今年恰逢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发35周年和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70周年。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会议主办方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会议承办方中国人民大学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我还要对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们的批准，我们的获奖著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当初才得以立项，并成为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此次获奖的著作，正是该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2017年结项鉴定被评为优秀。第三，我还要对推荐这套著作参评第18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我工作的机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表示感谢！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本届评奖的所有评委，正是你们科学、公正的评价，才使我们在82部参评著作中最终获此殊荣！
借此机会，与各位来宾分享我的研究心得和获奖体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发35年来，此次将唯一一部著作奖授予《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这当然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将经济学原理的技术分析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之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美国经济学家彼特·鲍特克曾说，没有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学会陷入干巴巴的技术分析风险。但是，没有以厂商理论为基础、只是基于逻辑推演和事实的政治经济学，也会陷入只有纯粹的观点和理想的风险。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连接起来，用来探索科学的、世界性的哲理。经济哲理中包含着经济伦理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道德的讨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应当牢记亚当·斯密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的准则是关注如何分配资源以及这种分配方式对他人的影响。任何影响他人的行为都毫无疑问地应该归为道德范畴。”
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这两大学科本是同源的。只是在“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标榜自己“价值中立”的立场，追求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经济学“去伦理化”模式。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福利的经济理论与伦理学联系本来一直密切，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甚至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由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中的“最大快乐原理”，就是把数学应用到伦理经济学的问题上。所以，“快乐”(或者称“享乐”)经济学有其确定的功利主义伦理基础。而在“快乐”经济学之前，西方经济学只有“财富”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所研究阐述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在庇古之前，“福利”二字很少使用，经济学家大多使用“满足”二字。但显而易见，“福利”比“快乐”的伦理意义要大得多，因而福利经济学一般认为是从庇古开始的。庇古继承了边沁的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福利的总和，经济福利是总福利的一部分，即直接或间接与货币尺度发生联系的那一部分。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如果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对一切人都一样，那么满足就达到最大量；而当货币对一个人的边际效用小于另外一个人时，他就比另一个人更富有。这时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给相对贫穷的人，因为它牺牲较弱的欲望而使较强烈的欲望得以满足，一定能增加满足的总量，增进社会的福利。因此，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认为，经济平等可以提供最大量的快乐，即实际收入的平均分配将使满足达到最大。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基数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以及个人间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论点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新福利经济学家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序数效用论，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公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提出，若排除人际效用的可比性，而且在一个相当广的范围内对任何个人偏好排序集合都有定义，那么把个人偏好总合为社会偏好的最理想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社会偏好。由此，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成为新福利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基础。正是遭到罗宾斯、阿罗等人的批判之后，福利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处于极度衰落状态，其复兴过程也较为缓慢。
针对20世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日益严峻的“伦理贫困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内外兴起了一股旨在“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理论浪潮。阿马蒂亚·森是这一运动中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他重建经济学与伦理学内在联系的实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微观行为基础，即通常被称作“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的标准行为假设，重建一种“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批判和超越以“帕累托最优”为唯一规范评价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及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重建一种“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即一种在伦理上更站得住脚的社会评价框架。在森看来，正是基本行为假设和社会成就评价框架的极端“去伦理化”，应该为20世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贫困化”负主要责任。
森指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去伦理化”和“贫困化”问题，不仅显著地存在于实证（预测）经济学方面，同时也存在于规范经济学，特别是专司社会福利评价的“福利经济学”中。在他看来，现代福利经济学“去伦理化”的集中体现是，以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即“经济效率”）作为评价社会福利性的唯一标准，拒绝考虑任何其他类型的伦理价值规范。其造成的理论“贫困化”，首先在于现代福利经济学完全不顾及人际福利分配问题：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每一种社会福利状态，无论代表的是平等还是极度不平等的分配状态，都被认为是“最优的”，并且这些“最优”状态之间互不可比。这意味着，遵奉“帕累托最优”为圭臬的现代福利经济学，没有为诸如“分配正义”“经济平等”这类重要的社会伦理价值留下任何立足之地。除此之外，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还体现在，它所遵奉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在逻辑上不兼容于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几种重要伦理规范，如个体选择自由、民主或反独裁。社会选择理论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明证。在森看来，上述两种“贫困化”的罪魁祸首在于，现代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最优”为唯一标准的社会福利评价，建立在一个极其狭隘的“信息基础”之上。这种狭隘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认除个人“效用”之外的任何其他信息在社会福利评价中的相关性，森称之为“福利主义”教条。二是规定个体“效用”是“人际不可比”的。森指出，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可以被认为是“福利主义”（排除对任何非效用信息的使用）和极其贫乏的效用信息（特别是回避效用的人际可比性）联合造成的结果。基于评判的社会选择可以不考虑个人间的效用比较，但基于利益的社会选择不可能避免个人间效用比较。如果允许个人间效用比较，阿罗“不可能定理”就不再成立。由此，森提出了实施福利经济学伦理重建的总体方向和途径：打破现代福利经济学隐含设定的“福利主义”信息限制条件，拓展社会福利评价的“信息基础”。在他看来，要想把包括分配正义、经济平等、个人自由以及各种优先性关注（如罗尔斯“差别原则”体现的那种优先性关注）在内的丰富多样的伦理考量，连同“经济效率”标准（它并非必须以“帕累托最优”的形式出现），整合到一个社会福利评价的一般框架中，从而消除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贫困化”，关键是要打破以“效用”概念——无论赋予它何种解释和何种属性——排他性地刻画个体福利状况的“信息一元主义”教条，必须以某些不同于“效用”的概念和信息来表征个体福利状况（尽管某种恰当定义的“效用”概念仍可能起到间接或辅助性作用）。森认为，最有效的重建途径是，以他本人提出的“可行能力”概念替代“效用”概念，作为社会福利评价的信息基础。正是这种内在的信息多元性，赋予“可行能力”概念解福利经济学伦理贫乏之困的巨大潜能。例如，“可行能力”概念内含的许多要素（至少原则上）是可测度和人际可比的，故而以之为信息基础的社会福利评价，允许包含对分配正义、经济平等或利益优先性的充分考量。“可行能力”概念一方面视个人的“自由权”或“消极自由”（森称之为“自由的过程方面”）为其必要的内在构成要素，另一方面从整体上又反映个体享有的“积极自由”（森称之为“实质性自由”或“自由的机会方面”）。此外，基于“可行能力”概念建构一个类似于“帕累托最优”的经济效率标准，同样是可能的。森对“可行能力”视角的创造性运用，首先体现在他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之本质与过程的理解方面。事实上，以“可行能力”来看待发展的观念，已被公认为森最具特色、最富创造力的思想成果之一。这一思想已经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世界性组织以及许多国家的发展政策和行动议程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它构成了1990年以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特别是用来反映各国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
正是因为上述贡献，阿马蒂亚·森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颁奖公告说：“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多项关键性的贡献。其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对福利和贫困指数的定义、对饥荒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对分配问题的一般关注以及对社会最贫困者的特殊关注……而且，通过把来自经济学和哲学两大领域的分析工具结合在一起，森在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恢复了伦理的维度”。事实上，正是基于森半个世纪以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两大知识领域之间重新建立起有效联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才得以在当代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共鸣。这也正是我们率先在国内展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动因之一。
在西方经济学学说中挖掘整理和归纳评价经济伦理思想，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它需要研究者除了具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外，还应具有扎实的哲学伦理学素养。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维克多·J.范伯格认为，自亚当·斯密的两大名著相继出版后，“道德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著以某种方式讨论在经济理论内部道德判断的潜在作用，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时）也关注规范经济论述建立的基础：评价的最终标准的理性根据。”“第二类把伦理或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因此也成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验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这方面的贡献关注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角色和重要性。”范伯格的评价告诉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学说中研究经济伦理思想，一方面应当注重学习、归纳和总结西方哲学家从伦理到经济的范式，对于经济理论内部的道德判断潜在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应关注作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在其人类行为的分析中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角色的研究。这就特别需要具备经济学和哲学伦理学双重专业素养的学者，对这两个学科进行整合，从浩如烟海的经济学大师们的论著中，挖掘他们在经济伦理方面的深邃洞见，由此发掘出西方经济学论著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富矿。孙冶方奖评委对我们著作的肯定，说明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跨学科研究，凸显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理论闪光点、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经济伦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最早正式提出这一问题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中获得答案。首先，经济伦理是指“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与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但“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相对于一切由宗教的或者别的(就宗教而言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来说，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的与历史的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其次，“‘伦理的’尺度就是这样一种尺子，用它来衡量人的价值合乎理性的信仰的特殊方式，作为衡量‘好习俗’这个评价所要求的人的行为的准则”，“这个意义上的伦理的准则观念可能对行为具有很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韦伯认为，经济伦理既是激发经济行为的精神动力，又是评价人们经济活动是否合乎道义的标尺，并以此来影响人们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选择。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不同文明时态和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且由于国别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不同，无论是作为认可的激励经济活动的动力而言，还是作为评价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的标准来说，它们并不具有何为最优的唯一性。这正像经济学本身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门精确的自然科学一样。但是，在市场经济与城邦经济、封建自然经济等非市场经济交锋中诞生出来的自近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及其中包含的经济伦理思想，既铭刻了欧洲社会由非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各个历史时期经济伦理变迁的依赖路径，又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定出若干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它的发展变迁，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于初步完成市场经济转型进而深化改革以完善自身的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具有可供借鉴的宝贵作用。例如，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我国上下已形成一个共识：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第一推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如何才能够形成一个全面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呢？哈耶克提出，苏格拉底早就说过，承认我们的无知是开启智慧之母。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所有的行动及当下的境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世界上的知识是分散的，人类文明进步有赖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比其本人拥有的更多的、分散在更多人身上的知识。尤其是实践知识，它是在各种特定的环境和主观的时空协调中至关重要的知识，而又是不能用正式的方式表达，只能靠主体通过实践渐渐获得的知识。只有让人不受任何阻挠地发现和认识这些分散的知识，才能不断打破他自己无知的限度。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认为，哈耶克对知识不完备性的重视是其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决定性贡献，因为现代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也即完备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承认市场过程由发生着系统性变化的、有关彼此情况的个体性知识的模式所构成，如果承认那些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最完全地利用‘不会全部赋予任何单个人的知识’的社会制度的规范性意义，那就会给微观经济学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带来革命威胁。……哈耶克关于知识的洞见，要求对这些领域的理解进行一场综合性的、完全的(或动态的)主观主义革命。”哈耶克关于人的知识不完备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即人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的洞见，将导致一种新市场观的诞生，将市场秩序描绘成一个发现过程。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达成一个共识：经济理论光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还不够完备。第四大柱石就是制度（institution）。制度安排对于一个社会是激励还是窒息创新至关重要。一个国家选择并确立宽松与自由、开放与放开的制度安排，是激励创新之母。没有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光靠抓人才、挖人才，创新将非常稀缺，也难以为继。所以，西方经济学家睿智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仍具有启示价值，正像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所言：“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并不是政客，而是经济学家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所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