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1957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北天门，1981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81年9月至1984年7月攻读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务院体改办综合司司长。

我从一个寡闻少见、略识之无的放牛娃和一个带有浓重的农民情结的乡村基层干部成为一个能对经济现象评评点点，对经济观点说三道四的经济学爱好者，得益于母校武汉大学的培养。风光旖旎的珞珈山是我攀登经济学之峰的阶梯。
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之前，我对经济学几乎一窍不通。我唯一接触到的经济学书籍是一本北京出版的具有浓烈政治斗争气味的《政治经济学》，而其中“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一类在我看来既晦涩又拗口的名词在迎考备战时曾把我折腾得头昏脑胀。然而，珞珈山上美丽的校园，这美丽校园里的各位良师，给了我经济学的志趣，赋予了我经济学的思想。
我真正的起步始于学习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这部几乎是滋润了改革开放后整整新一代经济学人的带有启蒙性质的读物——几年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我也曾对徐教授这样说——虽然写得简洁明了、深入浅出，但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仍是高深艰难的。随后开设的《资本论》原著学习课题，就更是让我们抓耳挠腮了。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深僻而又西方化的语句，经过中国翻译家们的修饰，给我们留下一个个不仅仅是思想上而且是阅读上的结。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们帮助我们梳理解开了这一个个结。尤其是直接执教于这些课程的肖骥、李声华、程镇岳等老师，悉心指导，不分日夜；反复解析，百问不烦。他们有时甚至拖着病体来为我们讲课。历“山重水复”时经老师点拨而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实在是令人快慰之至。由最基本的经济学A、B、C开始，老师们通过一门门课程把我们带向广阔的经济学天地。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以恢谐释观点，用比喻解难题，旁征博引，嬉笑怒骂，让我们闻过即不忘；吴纪先、郭吴新、陈华山等老师讲世界经济，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一门课讲罢，各国经济短长尽在我们胸中；汤在新、傅殷才等老师条分缕析、知人论世，把复杂的西方经济史脉络线索一一牵引给我们；讲国际金融的李崇淮老师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把自己一个个独到的见解贯穿其中，让我们大开思路，也让我们回味再三。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李守庸老师、教农业经济的郑琴缭老师、教经济数学的孔繁滋老师、教经济计划的刘业础老师……他们精湛的授课、厚道的为人，都给我们学好经济学以很大的鞭策。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尹进教授，他是教我们的老师中年长者之一，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用通今博古的学识，寓教于乐的授课风格以及一颗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把一门死板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课程讲得熠熠生辉、生动活泼。通过这些讲解，我们知道了曹魏屯田制的作用，明晓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明代中叶就有萌芽，然而后来却未成大气候……他不仅关心着学生的学业，而且关心着学生品格的培养与衣食住行。“郁郁珞珈桃李芳，每将硕果献家邦，锐意开拓劈艰险，学苑再添翰墨香”——这首我考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后赴京就读时，尹老师赠予我的诗，而今仍在激励我真诚做人、勤奋治学，在登攀经济学峰巅的道路上执著前行。
给我最多教诲的还是教授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导师们。他们在我经济学的发展之路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学校最重要的课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的专业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且因为，我今天研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是它使我在经济学领域有了一席地位。儒雅风度十足的刘光杰老师，不仅悉心指导我的课程学习，而且常常把他自己获得的当时那个年代显得特别珍贵的重要经济学研究资料借阅给我学习，他甚至把他自己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事先提供给我，不作任何保留。记得他后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一部书稿，在付梓前就是先给我一睹为快的。由他担任指导教师的我的学士论文《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理论探索和历史考察》，经过他从提纲到内容的指点，成为全系中为数不多的优秀论文。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吴佩钧老师指导下的一名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吴老师不仅学问好，为人也仁慈厚道。在3年的学习研究生活中，她对我关怀备至。看出我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她常常指引我研究一些带有挑战性的课题，并以平等的身份和我一起研讨，这样的讨论有很多次甚至是在她给我提供的香喷喷的午、晚餐中进行的。正是得益于这些指导，我在研究生期间多有论文发表。做毕业论文时，她鼓励和支持我把劳动就业这个当时还有很多禁区，一些功力深厚的经济学家尚不愿涉及的课题作论题。为了切实把论文做好，她帮助我寻访名家，于光远、董辅礽、蒋学模、雍文远等著名学者就是在她的介绍下认识的。最后，我写出了长达七万多字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就业问题研究》，这篇被答辩会委员一致肯定，并被《湖北日报》专题报道的硕士论文，虽然是我动的笔，然而背后却凝结了她很多的心血。离开武汉大学后，她对我的关心仍然一如既往。她主持编写《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调控体系》一书时，千里致函约我共同研究并担任副主编，我又一次有机会直接接受她的指导。曾启贤老师其时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但他同我们讨论问题时，丝毫不摆名家的架子。他常常利用他的地位，多方面扶掖学生。他在主持《社会主义经济分析》这一他学术生涯中很看重的课题的研究时，不仅热情约我参与写作，而且充分听取我们对许多关键问题的看法。当时还很年轻的伍新木老师给我们授课虽不，但每次讲课都虚实结合、有血有肉，且悬河泻水、风趣幽默，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旭初老师的课则上得很有创造性，讲课之外，他常常有意识地留给我们一些思考题，引导我们进行深度钻研，他虽身患疾病，对我们的辅导却从不耽搁，并常常加班加点……
作为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大学生，我比别人更懂得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而作为一个从封闭农村中走出来的学子，我了解自己与我的同学特别是城市同学间在社会阅历、知识范围上的差距，于是，图书资料室成了我改造自己、克难补拙的重要“战场”。系资料室的老师也特别关爱我这个好读书的学生。一般人借阅图书都有数量限制，而对我，他们却大开绿灯；珍贵的研究资料，他们主动复印下来留给我；购进了新图书，卡片还没有做好，他们就早早给我通了气；要处理旧图书、旧资料，他们也预先告诉我。他们还为我提供一些特殊的帮助。至今我还保留着完好的许多课程学习笔记，就是资料室的老师们帮我精心装订的。杨芙珍、王惠英、余佑清……今天，我已不能完整地列下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对我的帮助照顾，却历历在目如发生在昨日。这一个个可亲可敬的老师们都曾为我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垒过基、铺过石。
为我们铺设经济学攀登之路的还有像杨宗传、陈昭方这样一些并不直接在教室给我们授课，也不在资料室给我们提供资料的老师们，他们担负的是繁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事务。陈昭方老师时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人虽很年轻，但工作却相当有能力，很多重要的育人措施都是通过他润物无声的细致工作体现在学生们身上的。魏华林老师生性善良，做我们的辅导员做得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刘加旭老师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他细致入微，对我们有求必应、有难必帮……
正是由于这么多从事方方面面工作的老师们的辛勤劳动，才有我们樱花道上的朗朗书声，课堂上下的切磋研讨；才有我们层出不穷的思想火花，案头刊问的篇篇宏论。珞珈山7年的学习生活，真正使我脱胎换骨，从一个只有简单思维的人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灵性和创造性的人。今天，大报小刊称我为“经济学家”，社会给我许多无冕的有形的荣誉，我深知自己受之有愧。如果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进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它归功于为我奠基的珞珈山，归功于推我上路扶我前行的良师益友们。
15年前，为着儿时就曾向往着的北京，我执拗地辞谢了我所尊敬的刘道玉校长留校的要求而离开母校——为此，校友和师兄田源等学长甚至写信帮我说情，但而今已身处北京的我，15年来没有停止过对珞珈山的思念。珞珈山的一石一土、一草一木仍然清晰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是珞珈山系起了我与经济学问的情缘，是老师们（我在上面提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我很难在这篇短文里一一将他们列名，我因此而深表歉意)为我搭起了经济学思想的阶梯。而今，教过我帮过我的老师们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则已步人高龄，而我也从一个小青年走进人生的中年。借着这篇短文，对着珞珈山我的母校，我要再道一声真诚的祝福；对着我的老师们——无论是已逝去的还是仍然健在的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我要再说一句“谢谢"，再表一次决心：我不会辜负您们!

来源：《珞珈学子在京城》2000年